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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高 雄 作 家 駐 館 活 動 title

第二十二場駐館作家許俊雅女士分享「心中的歌-我對文學作品的研讀心路」

台灣時報990116第19版副刊(上) 台灣時報990117第19版副刊(中)
台灣時報990118第14版副刊(下)    

《網路現場同步直播》

高雄文學館舉辦「文學家駐館」活動,今年最後一位駐館作家邀請文學評論家也是才女作家許俊雅女士,擔任本館第92場的駐館作家,在12月19日「心中的歌-我對文學作品的研讀心路」講座中,分享她在文學的閱讀心得、作品表達與創作經驗。本次演講場面相當熱絡,為今年的「文學家駐館」活動劃下圓滿句點。
許俊雅,籍貫台南縣佳裡鎮,國小三年級舉家遷居高雄市前鎮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該校國文系教授,致力於台灣文學研究。曾任台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秘書、推廣組組長、國立編譯館國中國文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課綱委員等職。曾獲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第十七屆巫永福評論獎、第三屆傑出臺灣文獻「文獻保存獎」等。
許俊雅認為:文學是閱讀作家的思想、體會作家的情感,讓已結凍的心湖跨入融冰之旅,如赴一場再度感動的美好饗宴。她說:閱讀文學作品,有功力深淺,因而對作品會有不同的評價和判斷,透過閱讀,可累積欣賞作品功力,建立自己的理解能力。許女士的作品多以學術論文方式呈現,從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開始,逐漸擴及詩人、詩作之整理研究,再由現代到當代,自日治時代到戰後,自作品研究到文學思潮探討,對於每一個議題,喜做大角度思考,作品概括性強,且具分析性。為全方位之台灣文學研究者。著有《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無悶草堂詩餘校釋》、《臺灣文學散論》、《文學看臺灣》、《島嶼容顏》等書,以及台灣文學相關之編著多種。
演講內容記錄如下:
   演講一開始,高雄市立圖書館施純福館長引言:我們的國寶作家葉石濤曾經說過,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我想最佳的實踐者是今天的駐館作家許俊雅老師,她在十歲就來到高雄,並在前鎮國小、國中求學,高雄女中就讀,後來考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接著也同時考上台大和台師大的中文研究所,但她選擇了台灣師大,最後也在台灣師大讀完博士和任教;她國小時因為要負擔家計,曾經借用大姐的身份證到前鎮加工區打工,大學的暑假也曾到舞台打工籌措生活費。其中,在加工區的經歷對她的文學生涯有很大的影響,而她雖然從事學術研究,卻很關懷、投注心力在台灣文學的整理及蒐集,有很傑出的成就。
   許老師的作品以文學評論為主,得過1997年巫永福文學評論獎,是位傑出的高雄作家,她雖然在台北工作,但每半年還是會回到高雄後驛探望她的父母,所以很高興能有機會在今天和大家聆聽許老師精彩的文學作品研讀心得。
一、文學與創意:
   首先感謝各位在這麼冷的天氣來文學館聽我演講!
   其實我來這裡還滿慚愧的,因為大學畢業以後大多住在台北,但心中沒有忘掉高雄這個城市,因為在成長的歷程中,高雄給了我很多的回憶,像在前鎮打工時,對於女工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她們的形象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豐富的,超越地球的豐富,沒有找到的、不確定的,永遠是充滿想像的空間,永遠是讓人無限的憧憬。文學創作也是這樣,一旦新的創造形式與題材被使用過,就成為不足為奇、平淡的,甚至缺少深刻意義的。
   這幾年我感受到人類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隨著文明的進步、資訊的發達,影像世界無所不在的侵吞霸佔,我們的想像與思考正逐漸在流失之中。獨創、原創的獲取,與人類無拘無束的想像有著密切的關係。高科技、高工業的發?,讓事物精細到無以倫比,可以看到的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確定,使得想像力日益萎縮。這應該也是二十世紀末的作家、藝術家開始脫離寫實、模擬現實的主流風格,希望尋找新的風格,企圖回到想像的世界,因為人類本不是單純的生物,人類也不是電腦,當一切被電腦控制以後,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脫離電腦,那就是創造力很主要的根源-想像力。電腦只能代替我們的記憶力,但代替不了我們的思考和想像,它挾持不了無法無天的想像力。
   但傳統教育總是希望人人謹守規範,行為中規中矩,以便於統治或管教;因為大家有太多想法,就沒有辦法管理。但是進入自由民主的時代,愈是在某一方面特殊有創造力的人,他們的想法、行為經常不同於一般人,可惜大多數人對這少數的特殊行為,不一定能包容;因為尊重每一個體的想法、做法,在我們的社會,還不被普遍實施。我們在生活中,仍是不知不覺扮演著指導的角色。因為不夠充分自由,人的創造力無形中被壓抑、被限制,這樣的現象,不僅導致社會創造力的退化,也導致某些獨特的人,其人生不舒暢,生命本身不快樂。
   以下我用四個案例來說明傳統教育對創造力被壓抑所帶給人們的傷害。
   有一年的聯合文學邀請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士寫下一生中最大的挫折,葉綠娜是其中之一位;她因為個性比較內向,所以小時候面對新的環境時很不快樂。
◎葉綠娜<我心中的山>
   記得,是小學五年級時……剛從高雄搬到台北不久,每天在學校看到那麼多陌生的臉孔,都感到孤單難捱之至,只想回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從擁擠的公車中往外看到兩座黑漆漆,圓滾滾的山……雨後,蒙上了一層薄紗似的白霧。我看得發呆,很驚訝,為什麼一直沒注意過那兩顆那麼黑,那麼重的「山頭」……那是第一次從大自然中看到了心中情緒的影像,感覺是那麼的強烈,那樣的深刻……從那天起,上下學途中我都目不轉睛的望著窗外,生怕那種感受,那兩座山,會消失掉。
   幾天後,課堂中上美術課,老師對我們說:「今天,我們要自由發揮,題目由各位同學任意選擇……最好是一件你們心中印象最深刻,最希望告訴大家的事物或人物。」那時,我興奮極了……這正是我畫出那兩座山的好機會,如此,那兩座山就永遠不會消失了……才剛剛開始塗上黑顏料,正巧走過我身邊的美術老師看了,也沒問我到底想畫的是什麼……告訴我說:「妳為什麼亂塗一團呢,最好能參考一下書上的花、草……還有不少時間,妳就重畫一張好了!」
   那時,我難過的說不出話來,想問老師說「妳不是要我們畫出心裡面最想畫的東西嗎?我心裡想的,就是兩顆漆黑的山頭啊!我還是想加上一層白霧呢!……」可是我不敢,只是默默的收起那張畫了兩團黑漆圓山的白紙。我翻了課本,找了一朵鮮紫色的蘭花,先用鉛筆在白紙上打上草稿,再塗上了一層層深淺有別的各種美麗色彩……畫完後,老師高興的對我說:「妳不是畫的很好嗎?為什麼剛才要亂畫一通呢?」我望著那張老師給我96分的蘭花素描,再看看老師,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下課後,馬上偷偷的把那張畫了「黑山」的白紙撕得粉碎扔掉了!
   從此……我只敢做給人看他們愛看的漂亮花兒素描。不論在真實人生,或甚至在舞台上,我怎樣都提不起勇氣,也沒有「能力」,讓大家看,告訴大家,其實,那兩座蒙在白霧後面的「黑山」,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強烈感受……真正想捕捉的影像呢!
   我們常說從文章可看出作家的性格,因為文章所呈現的風格騙不了人的,從這裡也看得出葉綠娜受此美術事件後,不免在意別人的想法,不太敢表?自己的真正需求,這在創意的表?上是很不利的,就像我們在詮釋巴哈和貝多芬的交響曲時,不是要考慮別人可否接受,也不是要照原來的曲調演奏,而是反映當時真正的心境!這件事給她帶來挫折,要到後來才慢慢走出去,她寫得含蓄,但讓人深思。
◎三毛的<拾荒夢>
   她在文章中提到小時候上作文課,寫「我的志願」,當她寫著:「我有一天長大了,希望做一個拾破爛的人,因為這種職業,不但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同時又可以大街小巷的遊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遊戲,自由快樂得如同天上的飛鳥。更重要的是,人們常常不知不覺的將許多還可以利用的好東西當作垃圾丟掉,拾破爛的人最愉快的時刻就是將這些蒙陳的好東西再度發掘出來,這……」,結果老師丟過來一隻黑板擦,驚天動地亂罵一番,並處罰她重寫……。
   她只好胡亂寫著:「我長大要做醫生,拯救天下萬民……。」老師才終於滿意。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教育目的不是要大家去當拾荒者。三毛雖然一時的迎合了大人的想法,但此後一生幾乎就是一面工作一面遊戲,生活中喜歡拾荒,那是她絕大的生活快樂。她深刻理解拾荒的趣味及吸引人,就在於它永遠是一份未知,在下一分鐘裡,能拾到的是甚麼好東西誰也不知道,它是一個沒有終止,沒有答案,也不會有結局的謎。
   作文、美術課應該都是一種創作的課程,與創意、創造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她們都遇上了老師的責罵和指正,而這種情況到現在究竟改善了多少?
   在1996年大學推甄作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窘態仍然畢現。
   廖玉蕙就從這個事件中寫了一篇<我從小喜歡種樹>來反映當時的情況,學生們寫作是寫應該說的話,而不是我心中想說的話:
   教授大學國文多年,對學生作文內容的一致性雖然已深有體會,但前些日子入大學甄試闈場批閱試卷過後,對新新人類的言不由衷,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的國文教學是否已經亮起了紅燈?或者我們的教育根本上產生了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孩子認定某一類八股的文章模式必為閱卷者所青睞?為什麼一向勇於向父母權威挑戰的孩子在面對考試時,如此伏低做小的壓抑自己,不敢說些真正的想法?或者,孩子為什麼念了那麼多年的書,竟然沒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這些都值得從事教育工作的我們好好加以思考的。
   甄試的作文考題名曰「樹」。「樹」有類似縮寫的命題,羅列八段文字,請考生將重點重新組織為一篇四百字左右短文,題名「再生紙」。將近一千份的考卷改下來,可以歸納出幾項共同的特色,今羅列於下,以供參考:
   首先,邏輯不通。有人以擬人法這麼寫著:「我們由一株小草,經過雨水的滋潤,陽光的照射,歷經風吹雨打,才長成今日般的高大、直立,現在你應該知道我是誰了,我們就是樹。」小草居然可以長成大樹?木科草科都不分清。也有人聳動的寫著:「我們家後院有一棵百年大樹,它忍受了千年風霜。」這算術不知從何算起?還有人是這麼形容樹的成長的:「一寸一寸點滴的長大。」真是叫人啼笑皆非!有位同學別出心裁的下結論道:「沒有櫻桃樹就沒有華盛頓,沒有蘋果樹就沒有牛頓,沒有菩提樹就沒有佛陀,可見樹有多重要了。」讓閱卷老師傷透了腦筋,不知該嘉許他的創意,還是質疑他的邏輯。
   講到「沒有菩提樹就沒有佛陀」,這也讓我想起自然寫作的作家王家祥,他在文章中提到曾有一段路有很多樹,但因為被出入的轎車車主抗議說每次停車都會被樹上的鳥排下的鳥糞把他們的車弄得很髒,所以跟有關單位反應後就全砍了樹,這讓他想起佛陀在菩提樹下被鳥糞沾染的修為。
◎黃春明<屋頂上的番茄樹>
   和前面提到的葉綠娜的老師相比,黃春明的美術老師顯然就比較凶悍!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突然發現我們的屋頂上長出番茄來。我很驚訝的問祖父:
   「阿公,我們的屋頂上為什麼會長出番茄來呢?」
   「這有什麼奇怪?你又跑到屋頂上玩?」
   「沒有!我在底下就可以看到番茄樹,長得好高。它為什麼不長在田里呢?」
   「傻瓜!難道它想長在田里,就能長在田里嗎?」
   「那為什麼?」我問。
   「這也不知道。田里的番茄成熟的時候,麻雀去偷吃了。吃得飽飽的就到我們的屋頂上來。結果皮和肉消化了,籽兒沒消化。麻雀拉了一泡屎,就把番茄籽兒也拉出來了。後來就長出番茄。」
  「但是,」我還是不大懂。「屋頂上沒有什麼土啊?」
   祖父突然帶著嚴肅的口吻說:「想活下去的話,管他土有多少!」
   過後不久,有一次上美術課的時候,老師要我們畫「我的家。」我畫啊畫的,在一個房子的屋頂上,畫了一棵番茄樹,比例上比房子都大,還長了紅紅的番茄。我很高興的繳給老師。
   「等一等。」老師把我叫回來。「你畫的是什麼?」
   「番茄樹。」我說。
   「番茄樹?」老師叫了起來。然後啪地給我一記耳光:「你到底看過番茄樹沒有?啊!」
   我摀著挨打的臉頰,我說:「看過。」
   啪!我的另一邊又挨打。「看過!你還說看過!」
   「老師,我真的看過。」我小聲提防著說。
   但是,老師更生氣。他拉開我的手,又摑掌過來。「你看過?你看過還把番茄樹畫在屋頂上?站好!」
   我的鼻血流出來了。同時腦子浮現出屋頂上的番茄樹來。我冷靜的說:
  「我家的屋頂上就長了番茄樹。」
   「你種的?」這下沒打我。
   「自己長出來的。」
  「騙鬼!」又想打我,但他把半空的手縮了回去。「屋頂上沒有土怎麼能活呢?騙鬼!」
  這時祖父的話也浮出來了。我說:
  「想活下去的話就有辦法。」其實那時我還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如果你不想活了你就再辯!」他舉起手威脅我。我反而放下手,把頭抬起還站好。好像要為真理犧牲的樣子。當然,那時什麼都還不懂的。
   老師大概看到我鼻孔的血流得太多,看來似乎壓不住我。他轉個口氣叫:「班長,帶他到醫務室去!」
   我沒去,一直站在那裡,最後老師把話收集起來就回辦公室去了。
   那一天我回家,遠遠的看到我家的屋頂,看到屋頂上的那一棵番茄樹在風裡搖動的時候,竟禁不住地放聲痛哭起來。
   現在想起鄉間的老百姓,也想起都市裡的知識份子,還有屋頂上的番茄樹。我想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宿命:
   「世界上,沒有一棵種子,有權選擇自己的土地。同樣的,也沒有一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膚色。」
   黃春明和葉綠娜在面對壓抑時的反應是不同的,黃春明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和想法,而葉綠娜是屬於內向害羞的聽從老師的指示修改自己的表?內容,但也從這個故事也可以看出,老師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對小孩子的影響力有多大,歷經幾十年都念念不忘!
   黃春明曾經說他自己的調皮搞蛋讓自己幾乎沒有地方可以唸書,因為他的叛逆好動性格及不受規範的言行,在那個時代是老師的頭痛人物,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被認為是故意找麻煩。
   他後來因為文學成就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得到第二屆「國家文藝獎」,並公開稱讚初中時代的國文老師王賢春-她當時是一位左翼思想的年青人,她不但給他看許多文學方面的作品,也開啟了黃春明的文學路。
   也因為上面的幾個案例,我自己就從來不送小孩去學美術和作文班,因為怕小孩的想像力被斲傷;大人往往接受太多既成知識,反而框住了自己,用自己的想法規範小孩的豐富想像力。要知道人生不是只有一個答案,就像龜兔賽跑的故事,本來我們在課本看到的是兔子因為以為會勝過烏龜而偷懶,但在網路上可以出現很多版本,有經過紅蘿葡園時因貪吃而輸的,有終點設在水裏讓兔子敗北的,也有在終點寫說先到的是烏龜,那因為兔子不想當烏龜所以又輸了!
二、創作與觀察力:
   以下我要用兩篇文章跟大家談創作所需要的觀察力。
1、垃圾【巴西】 路‧費‧維利希莫 范雄信 譯
   「我發現垃圾每次都不多。您家人口一定很少。」
   「事實上,就我一個。」
  「嗯……我注意到先生常吃罐頭食品。」
「是啊,我得自己動手做飯,可又不會做……」
「這我理解。」
「太太您也是……」
「請用「你」字稱呼吧!」
「也請你原諒我的冒昧,我也觀察到你的垃圾裡常有些吃剩下的食物,比方磨菇一類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烹調,做各種不同的菜。可是我獨身一人,所以常常剩下……。」
  「太太您……不,你!你沒有家?」
  「有是有,可是不在這兒。」
  「在埃斯比裡托.聖托?」
「你怎麼知道的?」
「你的垃圾裡有些信封,是從埃斯比裡托.聖托寄來的。」
「對,媽媽每個禮拜都給我來信。」
「她是教師。」
「真不可思議!你怎麼猜到的?」
「從信封的字?看出來的,我看像教師的字體。」
…………
「你的垃圾確實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不否認。」
「有意思,有一次看完你的垃圾,我想我肯定願意認識你。大概是看到你寫的詩以後。」
「什麼?你看到我的詩了?」
「不僅看到了,而且很喜歡。」
…………
「我沒有把你的詩保存起來,因為我覺得那畢竟近乎偷竊行為,儘管連我本人也不明白,別人的垃圾是否還算私有財物。」
「依我看不能算。垃圾是公共的。」
「說得對!垃圾能使人披露隱私,能使我們私人生活中的剩餘部分跟別人私人生活中的剩餘部分互相結合。它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瞭解、溝通感情的媒介,它是我們生活中最具社會性的部分,對嗎?」
「是啊,你對垃圾分析得太深刻了。我認為……」
   以上是這篇小說的節錄,這也讓我想起十年前在電視上播放的相似題材,主要內容是敘述一個女子租在公寓大樓中,但過得驚慌失措沒安全感,因為生活細節都被人所知,一度以為是房東偷裝竊聽器之類的東西,所以報警處理,但毫無所獲;這部片子的關鍵人物還有個弱勢的男子,他是這個大樓中處理垃圾的工作人員,因為崇拜那個女子而把她看成白雪公主,每天從垃圾中找出她的生活點滴而寫信給她說今天去那之類的,直到找到保險套時幻想破滅,認為她不是好女孩。
   這個故事不是鼓勵大家收集垃圾找尋秘密,窺探別人隱私。而且這種行為在美國是違法的,我主要是藉此強調說,寫作和編劇都要運用觀察力和想像力,有時不必太多驚濤駭浪的經歷,從觀察中也能寫出好作品。
2、<我與張愛玲的垃圾>季季
   張愛玲不太接受外界採訪和接觸,她認為作家的責任是以文字與世人見面,而不是以臉孔與世人相親。所以有人說,「一九四三年之後,要走進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不是很困難﹔一九七二年之後,要走進張愛玲的生活世界,難如上青天。」
   但當時聯合報還是派了位作家同時也是記者嘗試接近她,但結果是既然採訪不到人,就採訪垃圾也不錯!季季的這篇文章就是透過D小姐這個人物講述這件事的經過;那我也聽說,作家王禎和曾經從花蓮抱著大石頭拜訪張愛玲,結果是吃了閉門?,所以他就抱著石頭大哭!
   我必須說,我和張愛玲的垃圾沒有直接的關係。我不可能去掏張愛玲的垃圾﹔當然,也不可能去掏任何人的垃圾。這不是因為我的職業並非清潔工人,而是我從小受的教養-尊重他人的隱私。
   D小姐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常常耳貼牆壁,細聽張愛玲的動靜,聽到她「一天約看十二小時電視,聲音開得極響」(那時的張愛玲已七十歲了,因為寂寞,所以把電視聲音開得很大)。但真正見到張愛玲的機會則只有一次-張愛玲出來丟垃圾。
   從垃圾中,可以知道張愛玲曾經有段時間牙齒痛,也常坐車到很遠的地方,但後來報社(季季)為了媒體道德的問題和個人隱私,所以沒接受這記者的文章,在張愛玲生前刊登。
三、結語:
總結上面的故事,我覺得要以開放的心胸欣賞文學作品,以發揮想像力和觀察力進行創作。我以地圖為例,早期因為沒有經緯度的關係,所以每張地圖有豐富的色彩,充滿想像和誇張的描述,但現代的地圖都單調的多,缺少填滿地圖色塊的樂趣。而之前文學館在問我的文學觀時也讓我猶豫不決,因為我怕會後悔!就像當年我得到過兩次全國學生文學獎,但十年廿年後回頭看自己的作品和想法就覺得臉紅害羞;其實這是好現象,代表你的成長。文學最能說出一個人內心真正的想法,透過文學去認識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一群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遠比透過閱讀相關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報導來得真切。這時代除了儲存金錢、健康的觀念之餘,我們也要有儲存文學藝術的觀念,才能豐富生活,提昇性靈,期待大家多閱讀文學作品,多觀察週遭世界,進而高高興興去創作。
【作家與聽眾互動】
問:老師可否推薦台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作品?
答:其實台灣作家有不少是值得推薦的,而今天送給前廿位到場聽眾的書《三腳馬》是鄭清文的作品,他的創作生命很長,有五十多年之久,也得過1999年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他是第一個得到這個獎的台灣作家。
這本《三腳馬》描寫敘述者「我」因喜愛收藏馬的雕刻品,在鄉下一家老同學開設的木刻工廠,發現了一隻跛了一條腿的馬,那隻馬的表情和姿態充滿著痛苦和羞慚,引起了「我」的好奇,前去拜訪被視為怪人的雕刻者,原來他是日治時代的臺灣警察。曾吉祥因自小鼻樑上的白斑被取笑為「白鼻狸」,常遭到欺負,被歧視包圍著長大的他,想要離鄉尋求新天地,然而來到城市之後,卻發現外貌上的缺陷依然是眾人取笑的話題。孤獨、自卑的他,終於找到一種方式來發洩其報復的心理─他到派出所報案,告發有人賭博,讓欺負他的店員被拘留。後來當了派出所工友,考取了警察,他倚恃當權者、認同當權者,作威作福壓迫自己的同胞。為「四腳仔」日本人當線民的曾吉祥,在敢怒不敢言的鄉人眼中,是一個令人憎恨的「三腳仔」。日本戰敗之後,他為了逃避鄉人的報復,倉皇逃回老家,他的妻子玉蘭代他受罪,忍辱跪在廟前向全鎮的人謝罪、求恕。兩個月後玉蘭得傷寒而死。自覺罪孽深重的曾吉祥從此獨居山中以雕刻維生,他所刻的三腳馬充滿愧怍,顯示內心自責下的懺悔及自我救贖。
這本小說讓人發現,原來在殖民地也有這樣具啟發性的故事,而作者在結尾中安排主角把三腳馬放回原處沒有拿走,也留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不給答案),整篇故事由現在因為看到三腳馬的雕刻品回溯過去的經歷,再推到現在的技巧也可以看出鄭清文的寫作功力;過去台灣是殖民地的關係,所以人民反而是沒有信心的,反而要得到外人的肯定才會把眼光轉到本土作家身上。
問:請問作者和閱讀者的角色有什麼不同?
答:其實一部文學史就是讀者的閱讀史,每個作家的作品應是多面向的,即使是李白和杜甫的生命型態也有所不同,所以我們閱讀作品時要從蛛絲馬跡找出作者的想法;每個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也會有不同感受,這樣作品才會有它的價值。換句話說,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要從時代背景和生命型態切入,例如閨怨詩,寫的是讀書人有滿腹才學卻不被重視;新嫁娘問夫婿公婆是否喜歡自己畫的眉毛,代表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受到主考官青睞?
所以,文學作品的內涵是開放的空間,而讀者的解讀也會有表面和深刻體會的差異。也因此,小說要遇到好的評論家其實要看運氣;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就曾經被批評說是不好的作品,後來的評論家就客觀的給他很好的評價。
問:請問老師是否會想要回到寫作的路途上?
答:我是很想回去創作,但走入學術後覺得評論的資料很多需要整理,所以不容易回去,但我有寫日記的習慣,這也算是讓自己保有寫作心情的方式,因為腳步放慢時才能回到寫作之路;這些年來,雖然忙於學術研究,也使自己的身體健康發生警訊,但也有新發現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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